杨鸿烈先生在民国时代所着的《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就做出了该版本《法经》为“后人本《唐律》而伪作的”的结论。1984年蒲坚在《法学研究》上发表了《〈法经〉辨伪》一文，对《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一书将《李悝法经》作为信史使用提出了疑问。据蒲坚先生分析，尽管当时有着名学者孙星衍给这本《法经》作认为其可信的序，但是孙星衍的这个结论根据的是元代王元亮的《唐律疏议·名例律·疏序》注。其注云：《法经》中“《盗法》今《盗贼律》，《贼法》今《诈伪律》，《囚法》今《断狱律》，《捕法》今《捕亡律》，《杂法》今《杂律》，《具法》今《名例律》是也。”蒲坚认为这个结论本身就是错误的。孙星衍因袭了这个错误，便“今依其说，录为《法经》六篇。”但孙星衍说得也很清楚，黄奭所辑的《法经》是抄录《唐律》的有关六篇。蒲坚先生于是拿出《唐律》与之对照，此书果然就是依照该注抄的。如《杂法》，共六十二条，完全照抄《唐律·杂律》，条目名称与条数、内容两书皆相同。所不同者，是由于“辑佚者”手抄时的笔错。其它如文体、词语、典章制度，亦皆与战国时期的文体、词语、典章制度相去甚远。众所周知的新五刑，到隋代才正式确立，却出现在该书里。
对照《唐律》，基本上如蒲坚先生所说的那样（除了黄奭辑《法经》中第二篇《贼法》非为蒲坚先生所说“《贼法》抄自诈伪等律”——它也是几乎全抄《唐律》中《诈伪律》的），黄奭辑本《法经》几乎是全抄了《唐律》，而且还有所抄错。
其实，孙星衍似乎在当时已经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曾指出《法经》中“虽此六篇内有‘天尊’、‘佛像’、‘道士’、‘女冠’、‘僧尼’诸文为后世加增，如神农《本经》之有郡县名，其篇数经累代分合，亦不能复循《汉志》二十二篇之旧……”可是孙星衍可能并没有逐字逐句地对照过《唐律》，因为只要稍稍认真地对照下就可以发现其中的破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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