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教文化的特征是什么？

　　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征，而作为最早而且最古老的宗教犹太教，它不但是犹太民族的生活方式也是信仰。
　　那么，下面随小编一起来看一下犹太教文化的特征吧！

　　犹太文化是一种颇有特色的民族文化，纵观其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从古到今，犹太人总是能够找到使其文明适应时代的挑战而又不毁灭犹太价值观的核心。”也就是说，犹太文化能够在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中不断调适自我、改造自我，完善自我，但不失去自我。本文从宗教性、民族性及世界性3个方面对犹太文化的基本特征进行归纳与分析。

　　宗教性犹太文化历来就是一种宗教性极强的文化，犹太民族的“元典”文化就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宗教学说形成史。用宗教观念来解释社会文化现象，又以社会文化现象来论证宗教是犹太文化最显着的特征。犹太民族在失去了构成民族历史的关键要素－－相对稳定的地理疆域的情况下，仍能以民族共同体的形式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创造了流而不散的历史文化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宗教。宗教成了保证犹太社会一体化和协调化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工具，犹太人社会生活的各个万面无不受到宗教的制约与影响。关于犹太教的产生过程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但这样一个事实是无可置疑的：即在多神教普遍流行的远古时代，希伯来人却创立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神教，且是彻底的一神教，他们通过使白己的民族神惟一化而否认其他神祗的神圣性与合法性。犹太教是一种不断发展、进化的宗教，它历经了圣经时代、前拉比时代、拉比时代、中世纪、过渡时期，解放时期及现代犹太教等发展阶段。在整个前解放时代，犹太宗教主宰着犹太文化。随着解放运动的兴起与现代主义的冲击，犹太宗教的地位才明显下降，犹太世俗文化勃兴。

　　但时至今日，犹太教在犹太文化体系中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保持得益于犹太教积极适应世界发展趋势，不断对教义、习俗进行改革。犹太宗教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也许可以从Jud-aism一词的内涵中略见一斑。Judaisn一词最早被说希腊语的犹太人用来指犹太人的信仰及教视。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学中用来指犹太教，近代以后被犹太人广泛使用。Judaisn本意确实是指犹太人的神学思想体系，所以很多英汉词典中将它译为“犹太教”，许多中文论着中至今仍把它理解为犹太人的宗教信仰。由于Judaism强调的是日常行为而不是教义本身，因此，它更多地反映了犹太人的行为准则及生活方式，所以，很多现代犹太学者认为，Judaism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一种文化体系。达尼亚尔。杰里米。西尔弗指出：“我们不再把Judaism严格地理解为一种信条、行为规则或崇拜的体系，Judaism涵盖了所有这些内容，但并不局限于此，它包括了犹太民族全部的思想文化以及深刻影响犹太人内在生活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看Judaism对犹太人的影响绝不亚于儒家学说对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的影响，其普遍性及深刻件远远超过了单一性质的宗教信仰。因此，正如我们不把儒家学说认可为一种宗教一样，我们也同样不应该把Judaism看做一种纯粹信仰。《犹太百科全书》英文版就把Ju-daism解释为“犹太人的宗教、哲学及生活方式”。重建派犹太教的奠基人卡普兰一直主张Judaism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文明，它应该包括犹太神学、历史、文学、哲学、语言、科学、艺术、建筑、服饰、社会组织、伦理规范等各个方面。

　　犹大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民族文化的基本要素及传承载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及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表现了犹太文化的主流与特色。不了解犹太教，就无法解读犹太文化。即便在现代化社会中，犹太教依然是犹太精神文化体系的重要内涵。一方面，它作为犹太传统的主要内容，在与现代主义的接触中通过自身所扮演的文化角色来制约犹太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其他文化现象的影响而实现其文化功能。在当今的以色列国，犹太教不仅是犹太人的精神支柱，而且是民族身份的鉴别标准，是以色列国民文化的本质与特征。正统派犹太教严重地制约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艺术等，宗教节日是国家的法定节日，宗教禁忌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宗救在发挥积极功能的同时，消极功能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它对现代潮流的抵触与阻碍已经成为越来越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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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性
　　汉族性是犹太文化的另一特征。远古时代，希伯来人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靠群体力量与大自然抗衡。从定居迦南到被罗马征服为止，犹太人虽然建立过自己的王国。在大卫、所罗门时代也曾一度辉煌，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叫邻强国的压制下度过的。这期间犹太人始终都在与异族抗争：出埃及时与残暴的法老较量；士师时代与迦南人、腓力斯人反复交锋；王国时期先后亡于亚述和新巴比伦；后来又遭受波斯、希腊及罗马的奴役。正是在这一曲折艰辛的历史过程中，犹太人形成了以宗教为核心的极强的民族意识，在后来的大流散过程中，周而复始的反犹太主义浪潮更加强了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成形、发展的犹太文化自然以弘扬民族性为主旋律。

　　契约观是犹太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圣经》中多次记载上帝与希伯来人的立约。继《创世纪》中上帝与挪亚的“彩虹之约”后，上帝又与亚伯拉罕、摩西两度立约。这样，就以选民的方式建立了上帝与希伯来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上帝是群体意志的最高体现，它主宰着希伯来人（即个体）的命运。但是，除了人应当虔诚地敬畏与服从上帝之外，上帝对人也同样承担着不可忽略的承诺与责任。犹太人的契约观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给神人关系赋予了新的色彩，打破了长期以来把人置于绝对被动地位的宿命观。只是到了王国时期，国王们为了加强统治，才全面地强调契约对人的单方面约束作用，而逐渐忽略了上帝的职责。在契约观中，上帝与亚伯拉罕、摩西等人的立约，并非与个人立约，而是与整个犹太群体、犹太民族立约。因为当时那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使个人的生存不得不依赖于群体，这在客观上迫切需要建立一种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良性关系，既能发展集体利益，又能保障个人的生存，正是这种需求促成了契约观念的产生。干四分裂后，忧国忧民的先贤们在评判北朝以包列和南朝犹太的功过是非时，也始终以整个民族为立足点，以对本民族“约”的履行状况为标准，从而体现出一种以集体利益为重的原则。

　　犹太教作为一种“伦理—神教”，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礼仪与习俗，它们是希伯来民族生活经历的结晶，也是犹太人区别于异族人的主要标志。犹太民族的宗教节日极其繁多，尽管这些节日的来源与寓意各不相同，但都不是单纯为了纪念某个人的业绩与生平，而是来源于整个民族的某种经历，把民族历史巧妙地融于节日庆典和宗教礼仪中，提醒犹太人不要忘记本民族的苫难史，增强民族凝聚力。防止被异族同化。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文化标记的宗教节日，无论喜庆还是哀伤，都是整个犹太民族所走过的历史轨迹的缩影。如逾越节是为了纪念古希伯来人胜利地摆脱了埃及法老的迫害；住棚节是为了告诫人们永远记住以色列人在西奈沙漠漂泊的艰难岁月；幸运节是为了合家欢庆犹太人团结心，顺利地抵制了外界歧视的经历；修殿节是为了表示犹太人对光明的渴求和对马卡比起义者英勇气概的怀念；赎罪日更成了促使犹太人反省自身、励精图治的一年一度的礼仪。这些功效明确的全民节日在保持犹太民族固有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世界各文明体系中，如此突出的民族性实属罕见。

　　19世纪以来，一些深受现代思潮影响的改革派思想家曾极力否认犹太宗教及文化中的民族性成分，主张犹太人应该放弃民族特性而融于主流社会。在他们看来，民族性使犹太教变成一种背离时代的狂热崇拜，使犹太文化成为—种缺乏活力的“禁锢性文化”。只有毫不犹豫地冲破“民族壁垒”，犹太文化才会像基督教文化一样成为一种普世性文化。一些报崇现代主义的学者更进一步指出：“现代性倾向于和普遍主义相伴随，现代犹太人倾向于把犹太人的特殊神宠论视为偏狭的意识。”德国改革派思想家甚至从祈祷书中删除了弥赛亚观念，把“以色列人的使命”普遍化，使之具有世界意义，其动机与目标是为了提高犹太宗教与文化的地位，吸引一些改宗者实现“信仰的回归”。然而，事实证明，宗教与文化的普世化，不是靠某些人的灵感与热情就能实现的，而是依赖于深刻的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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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派犹太教在美国兴起后，曾在较长的时间里否定、排斥犹太文化中的民族性因素。但现代反犹太主义的兴起，已使许多人的“解放梦”破灭，并已使他们心灵深处的民族意识得以复苏。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更促使改革派对自身反民族主义、反传统主义的一贯主张进行反思，1937年的《哥伦布纲领》标志着犹太教改革派对犹太文化中的民族性的认可与接受。

　　以包列建国后，大批移民开始流入，文化差异成了“比安排衣食住行及社会就业更为棘手的问题”，融汇这些差异被称作是“把犹太移民造就为真正的以色列国民的最关键要素”、“以色列完成其民族融合使命的基本条件”。在建构新的国民文化的过程中，只能以传统的犹太文化为基本的锲合点，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以色列社会的整合，才能使更多的犹太人来到这块“XX者的聚集地”。但20世纪下半叶的犹太社会已不同于前解放时代，经过了启蒙运动及现代民族、民主思想洗礼的犹太人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宗教热情整体下降，世俗犹太人越来越多，他们显然疏远宗教，但不怀疑自己的民族身份，这就产生了大批“世俗犹太人”。为了适应这一现象，以色列政府特别强调犹太文化中的民族性成分，使“民族家园”具有号召力，从而提高了以色列在世界犹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为以色列社会的发展赢得了不可或缺的外援。

　　世界性
　　犹太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民族文化，但这一文化的民族性并不意味着否定自身所具有的“世界性内涵”，也就是说犹太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同时也是一种“世界性特质的文化”。当然，“世界性特质”与“世界性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只是具有了后者的某些品质与表象而已。犹太文化的“世界性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文化交往的世界性
　　从历史的角度看，犹太民族恐怕是交往最频繁的民族。远古时代，犹太人与西亚地区的迦南人、亚述人、腓力斯人、巴比伦人等广泛交往。交往的结果使犹太教从其他地域宗教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神教。此后，犹太人作为被征服者又与希腊、罗马文化有了交往。经过长期的接触、融合与扬弃，最终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一起孕育了基督教文化。公元1世纪，犹太人被驱逐出巴勒斯坦，“大流散”把他们卷入了一种强制性的交往之中，从此，“地球成了他们的祖国”。这种特殊的历史遭际，使犹太人的交往活动远远超越了其他民族。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的犹太启蒙运动堪称为意义深远的一次历史大交往。犹太人第一次勇敢地去打破民族文化的藩篱，以满腔的热情投身于学习、吸取近代科学文化的洪流之中，并以“重筑犹太教”、“培养科学精神”为口号，力图使犹太文化成为一种“可塑的、始终适应环境的有机的民族文化”。这次具有现代化特色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离不开历史交往。启蒙运动的诱发力，正是在历史交往过程中使犹太人通过对比自身的民族文化与日益发达的西方文化而产生了一种空前的危机感；而这一运动开展的结果又促成了犹太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更广泛、更深入的历史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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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繁的历史交往对犹太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首先，历史交往保证了犹太文化的传承，也丰富了犹太文化的内涵。历史交往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形式之一，任何一种文明都必须保持一种开放性特质，在广泛的交往中保证生产力的发展与文明成果的聚合与延续。犹太历史充分证明了历史交往是社会进步、发展的推动力。试想，如果犹太人仅仅囿于巴勒斯坦的弹丸之地而不与其他民族交往，那么犹太文化就绝不会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特色的影响深远的文化。

　　犹太历史的显着特征就是不断迁徒，不断流散，在持续位移的过程中广泛地汲取了其他文化因素。进入大流散时代后，犹太人与其他文化的交往更为广泛。犹太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地中海区域，特别是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交融与结合，孕育了犹太文明中的一大瑰宝——活跃于8至13世纪的塞法尔迪文化。犹太文化与日耳曼及斯拉夫文明的交融又产生了犹太文化的又一分支——意第绪文化。近现代以来，犹太文化适应了人类现代化进程，在美洲大陆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美国犹太文化。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以色列国家的建立，犹太文化的主体又回归以色列，成为以色列新国民文化的精神支柱。可见，从犹太文化的最初发源到后来的历史演变，始终都是在与非犹太文化的冲突与融汇中使自身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从而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并以其特有的风貌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总之，犹太文化在与异质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既冲突又吸纳、既分裂又融合的文往关系，犹太文化成果在这种关系中得以保持与延续。由此看来，世界性既是犹太文化的特征与表象，也是犹太文化不断超越自我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长期影响世界文化的必要保证。

　　其次，历史交往促进了民族特征及犹太精神的形成。犹太精神是犹太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与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价值观念与思想体系。

　　而这种精神的产生与发展同犹太民族广泛的历史交往密不可分：一方面交往为民族精神的产生与凝炼提供了广阔的视野与异域文化的滋养；另一方面，交往本身就是促发民族精神的重要驱动力。

　　犹太民族商业特性的形成则印证了这一观点。

　　古希伯来人在进入迦南以前，一直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正是迎南地区独特的环境孕育了他们的从商意识。位于地中海东岸的迦南地区东邻两河流域，北接欧亚腹地，东南为阿拉伯沙漠，西南是非洲大陆，为历史上最早的商路交汇之地。当亚伯拉罕率领希伯来人进入迦南之际，该地的文化远远先进于希伯来文化。形形色色的迦南人已建立许多小型的城邦国，掌握了农业技术和冶炼技术，手工业也很发达。各城邦国兴建的城市和城堡则是一个个贸易中心。迦南人频繁的贸易活动深刻地影响了尚未定居的希伯来人，他们中有些人逐渐放弃了畜牧业与农业，介入当地的贸易活动中。

　　此后，随着迦南社会的发展，犹太人的贸易也日益扩大，到所罗门时代，犹太人的贸易伙伴已遍及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印度和非洲等地。由此可见，与迦南人的历史交往，对犹太民族商业特征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希伯来人定居迦南的过程，不单纯是一个游牧部落向定居农业的转化过程，这个过程“正是希伯来人的商人基因同迦南地方商业特性相吻合的过程”。如果说远古时期的犹太人还是以某一块固定的地域为中心从事贸易活动的话，那么，大流散把他们赶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总体而论，他们不再同任何地方的固定市场有过于密切的关系，四处流散的生活决定了他们成为国际贸易的承担者。在流入欧洲以前，绝大多数犹太人都生活在阿拉伯帝国境内，可以说，伊斯兰教的兴起使犹太商人获取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由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长期对峙，特别是由于在东西方贸易的核心地区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两大帝国——信仰基督教的法兰克王国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双方常因商业利益而大动干戈，不同宗教背景的商人彼此都不敢进入对方领地，欧亚之间的贸易几乎中断，而犹太人则顺理成章地扮演了东西方贸易的中介者。当时的犹太人活跃于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拜占廷、巴勒斯坦、埃及、突尼斯等地，“他们在地中海和洲际贸易中起着极为活跃的作用，并作为国际商人而首次出现于西方的基督教国家”。他们在各大港口都设有自己的“代表”，组成了一个排除异己、自成体系的庞大商业网，保证了长途贸易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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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正是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犹太人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孕育和发展其商业特长的机遇，也正是在交往的过程中，他们对钱产生了特殊的感知与认识，钱成了他们的“防卫机制”与“生存保险”，成为他们进入外部世界的“入场券”。

　　第二、文化内容的开放性
　　犹太人在长期历史交往中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就是作为民族主体，既能抵御外部社会的强大压力，又能摆脱来自方方面面的迷人诱惑，而保持其民族认同感。就文化层面而言，就是作为一个缺乏“地域疆界”的民族较为成功地把守了自己的“文化疆界”，并不断丰富其内涵，从而实现了民族文化的“闭合性”与“开放性”的统一。“闭合”与“开放”本为一对相互排斥的范畴，也是任何民族在其发展中都难以回避的一种矛盾现象，犹太民族作为一种缺乏“根基”而又不甘沉沦的民族，其文化极需要闭合，只有保持民族传统的闭合性，犹太文化的主流才能弘扬，民族特性才能延续，才能使四处漂泊的犹太人面对同化压力，仍然拥有一方属于自我的阵地。一旦失去了这种闭合性，犹太民族必将同其他许许多多消失在文化歧途上的民族一样，走上一条由同化到消亡的衰败之路。正因为如此，犹太文化曾长期被视做一种保守的“闭合性”文化。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它只看到了犹太文化“闭合”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其开放性的一面。

　　在公元2世纪以前，希伯来文化的主要成就集中体现在《圣经》中。由于《圣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再加上为了树立民族独尊地位的需要，希伯来人力图使《圣经》神圣化、经典化，从而使《圣经》成为闭合性的、名符其实的“圣书”。而《圣经》越是“成圣”，它与实际生活之间的鸿沟就越拉越大。因此，时刻都在寻求发展的犹太人急需一种“准圣经”在神与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子孙后代制定一套行为准则。于是，在公元2世纪至6世纪之间，流落在巴比伦的犹太社团就集中本民族的宗教贤哲与思想精英，编纂了洋洋250万字的犹太口传律法集，即《巴比伦塔木德》。《塔木德》不仅对传统的犹太律法加以阐释，而且内容极为广泛，包括神话故事、祖先传说、历史沿革、民俗风情、天文地理、医学、算术、植物学、历史学等诸多方面。通俗、简洁、适用的《塔木德》和《圣经》一起构成了犹太教育的蓝本。《塔木德》的问世，正体现了犹太民族的开放性心态。

　　犹太文化的开放性还明显地体现在对异质文化的态度上。早期的希伯来文化就是在广泛吸取四邻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巴比伦之囚”时期，希伯来人接触了较为先进的巴比伦文化，他们在很多方面学习了巴比伦人的生活方式及教育体制。与希腊文化接触后，犹太知识分子又掀起了学习希腊文化的热潮，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古希腊哲学与古希伯来哲学的融合，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犹太希腊化哲学”，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西方文化。在散居欧洲的过程中，犹太文化与基督教文化虽然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相融的现象还是随处可见的。近代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与教育的发展，犹太人突然发现他们正面临一种不可忽视的新知识的挑战。如果犹太文化想在精神方面继续得到尊重，那么，就必须把现代哲学纳入他们的有关上帝、世界、理性及人的本质等问题的思考之中，就必须使犹太人广泛吸取传统之外的新知识，投身于现代化的洪流之中。于是，一些犹太知识分子使大力鼓吹世俗思想，企图通过大范围多层次的现代化、世俗化教育，使犹太人了解西方文化，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与此同时，还要深刻反思民族文化，提炼犹太教信仰，清除自中世纪以来弥漫于犹太宗教学说中的谬误与虚妄，消除文化孤立主义，弥合在精神与文化方面与西方文明社会的差距，“最终塑造出在思想与文化方面能适应整个欧洲社会的新型的犹太人”。在这种背景下，犹太启蒙运动及犹太教改革应运而生，犹太世俗文化也迅速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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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文化影响的普遍性
　　在保留开放性特点的同时，犹太民族文化对异质文化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三大一神教在教义、礼仪和信众行为规范方面的继承关系便是最突出的一点。希伯来文化不仅较为合理地对待神圣与世俗、信仰与功利、传统与变革等思想范畴，实现了本体文化的丰富与完善，而且为如何处理本体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交往关系树立了典范。

　　希伯来文化对欧洲知识界和思想界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时期，英、法、意、德等国曾一度掀起了学习希伯来文化的热潮，几乎所有的宗教改革家如伊斯拉漠、加尔文、马丁。路德等都曾潜心研究希伯来语。这一时代是不同思想交汇影响的时代，是人类文化交往史上的一次奇迹，而广大犹太学者承担了文化交往的中介者及推动者的角色。

　　近现代以来，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犹太精英层出不穷的现象也是犹太文化世界化品质的一个反映。由于散居于世界各地，犹太文化常常表现为一种无国籍的文化。它一方面具备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与特定内涵，另一方面在表现形式、内容及影响上又明显地超越了民族文化。以犹太文学为例，犹太作家不仅有大批希伯来语及意第绪语作品，还广泛使用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等非本族语言写作，所以，如果按照国别与语种的不同，犹太作家又可隶属于不同的民族文学之列，他们的作品一方面归属于犹太文学，另一方面又归属于各居住地文学。

　　犹太文化之所以能在人类文化史上有如此突出的地位，其生命力与影响力的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于自身的世界化品质。波兰犹太思想家伊萨克。多伊彻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斯宾诺萨、海涅、马克思、罗莎、卢森堡、托洛斯基和弗罗伊德等犹太伟人的思想形成脉络，他认为这些人虽然被称为异端，但犹太传统已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他们的思维模式及处事方法是“非常犹太的”。但是他们绝不仅仅局限于闭塞、陈腐的古老传统，而是急于寻找超越犹太人的理想与事业，接受现代世界哲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的最新观点。他写道：“作为犹太人，他们的‘超前’优势恰恰在于生活在不同文明、宗教和民族文化的交界线上，他们诞生和成长在不同时代的交替点上。他们的思想成长在最为扑朔迷离的相互沟通、相互滋养的文化影响之中，他们生活在他们所居住的国家的隐蔽处和偏僻角落。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既在其社会之中又超然其外，既属于它而又超乎于它。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们创造了超越其社会、超越其国家、也超越其时代和同代人之上的思想，才使得他们的精神能遨游在宽阔的地平线上，邀游向遥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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