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有句话说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教重视的是人的内心和道德，最终超越生死和苦、断尽一切烦恼，得到究竟解脱。但着名文学家鲁迅却写道“放下佛经，立地杀人”，这是为什么呢？本期宗教资讯为你揭晓。
清水安三1891年出生于日本滋贺县，中学时皈依基督教。1917年，清水安三进入中国传教，并从事贫民启蒙教育。1921年，他和妻子清水郁子在北京朝阳门外创办“崇贞贫民攻读女校”（即崇贞学园），同时在日文版《北京周报》担任记者。约在1921、1922年，清水安三结识了鲁迅、周作人兄弟。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拜访鲁迅时的情景。”清水安三晚年回忆：“严格地说，当时我不是专程去拜访鲁迅而是去拜访周作人的……这时，一个鼻子下蓄着黑胡须的中年男子从西厢房掀开门帘，探出头来说：‘如果我也可以的话，就进来吧，我们聊聊’。于是我进了房间与他进行了交谈，没想到这个人就是鲁迅。”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考证，清水安三的确与鲁迅、周作人兄弟相识，与周作人的关系要更为密切。自1922年4月10日起，清水安三的名字多次出现在周作人日记中，或清水君前来拜访，或周作人“至清水君宅”，清水安三还一度在八道湾周宅小住。
清水安三的名字首次出现在《鲁迅日记》里是1923年1月20日：“晚爱罗先珂与二弟招饮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省三也来”。第二次是1923年8月1日，“上午往伊东寓治齿，遇清水安三君，同至加非馆小坐”。鲁迅、周作人兄弟闹翻后，鲁迅要搬家，托清水安三借搬家用的车子。
鲁迅定居上海之后，和清水安三亦多有往来，经其引介结识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日本作家增田涉等。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告诉南都记者，1931年是鲁迅和清水安三的第二个密切交往期，推测这幅十六字书法应是写于1931年前后。
这幅书法既无上款，落款也无日期和钤印，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十六字让黄乔生觉得眼熟。1996年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出版的《鲁迅研究月刊》上，曾登载李思乐的《由鲁迅的一张明信片想到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文，文内提到鲁迅将十六字佛偈写在一张明信片上寄给清水安三。
发现这张明信片的是中国文学研究者饭田吉郎。在编撰《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文献目录（1908—1945）》一书时，饭田吉郎无意间发现了这张明信片。十六字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教，立地杀人”写在明信片上，由鲁迅寄给“上海市徐家汇清水安三先生”，“是用漂亮的毛笔字写的，无日期，邮戳也模糊不清。”饭田吉郎说。在明信片的正面还有手书“应需回信”四字。
但饭田吉郎所述明信片上的佛偈后一句“放下佛教，立地杀人”，与挂轴上的“放下佛经，立地杀人”有出入。在挂轴里，“佛教”被改成了“佛经”二字。
关于这个讹误，学者陈子善认为，可能是饭田吉郎在抄录明信片内容时抄错。黄乔生推测，应是清水安三在收到明信片后向鲁迅去信索字，鲁迅重写时改写了行文。但尚无确切考证。
“放下佛经，立地杀人”语出何意？“放下暑刀，立地成佛”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则意味陡转充满戾气。鲁迅当时为什么要写这十六字佛偈送给清水安三？
黄乔生表示，清水安三和内山完造都是基督徒，在他们和鲁迅过从甚密的阶段，必然谈到信仰的问题。我想他们也会谈到中国有很多人信佛，但有些也信得不太真，不是笃信，而是作为招牌、幌子。鲁迅曾经写过一首诗送给内山完造：“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这首诗和寄给清水安三的四句佛偈有对应关系。大概当时的政界高官们也是假信佛，实际上很不仁慈的。一到失败的时候，他们就下野了，遁入佛门了。现在是下野了、信佛了、出洋了，可他们随时又可能放下佛经，再来当军阀杀人。
这几句话原本出自一张明信片，但饭田吉郎并没有刊登明信片的照片，现在我们也还没见过这张明信片。在没有见到明信片的情况下，《鲁迅全集》（2005年版）却已把它作为真实的鲁迅轶文收录了。五六十年代鲁迅博物馆曾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当时许广平还在世，日本朋友也捐了一些。不过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前几年也有日本人将鲁迅写的诗的条幅捐献给上海鲁迅纪念馆，当时日本人住在上海日租界，对那里有感情。
【结束语】鲁迅对社会的讽刺、斥责、揭露是很有意义也很传神的。现在也有人忽左忽右。鲁迅从原来两句佛经里，翻过来一说，就把现象揭示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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