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唱艺术流行于汉族民间，这是一种比较文学的表达形式。既可以有伴奏，也可以没有伴奏。既可以单口说唱也可有多口说唱，所以中国民间的说唱艺术有多种，具体有多少？让我们一起到温州鼓词里了解看看。
说唱艺术是用来讲唱历史、传说叙事及文学作品的一种艺术体裁，是音乐、文学和表演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形式。其音乐以叙述功能为主。兼有抒情功能。
由于我国各民族以及民族内部各地区语言的不一致，形成的说唱音乐也就有多种多样的曲调，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据调查，目前我国说唱艺术有341个曲种。除少数曲种（如评书、快板、只说不唱外，大部分说唱曲种或有说有唱，或只唱不说。
我国说唱音乐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单口唱。由一个演员演唱，有自兼伴奏（如陕北说书、浙江道情等、和专人伴奏（如大鼓、单弦等、两种情况。歌唱者主要是故事的讲唱者，有时也模拟不同角色。
2、对口唱。由二人担任演唱，有歌唱者同兼伴奏的情况，如弹词、山东琴书；也有由专人伴奏的情况，如河南坠子。两个歌唱者在必要时可作适当的角色分工，同时又具有充当数个角色的灵活性。
3、帮唱。在单口唱或对口唱的基础上，伴奏人员参加帮腔。帮腔的作用有多种，有的唱些衬词、衬句以活跃气氛，有的则帮唱重要唱词，帮助刻画角色。
4、拆唱。由三五个演员各自分担一定的角色，可以化妆，也可不化。这种形式有些类似于小戏，较容易表现出戏剧性效果。例如四川扬琴、广东粤曲、拆唱八角鼓等。
5、群唱。由多人齐唱、轮唱。
6、走唱。表演者一二人到三五人不等，边舞边唱，很像歌舞，但它以唱故事为主要内容，舞的作用只是烘托气氛与活跃场面。如东北二人转、四川盘子、湖北三棒鼓等。
就唱腔结构而言，汉民族的说唱分为：
1、鼓词类
鼓词类说唱曲种俗称大鼓，主要流行在我国北方。如西河大鼓、乐亭大鼓、京韵大鼓、唐山大鼓、京东大鼓、东北大鼓、胶东大鼓、上党大鼓等。
此外，安徽、浙江、湖南、湖北等地也有大鼓流行，如长沙大鼓、温州鼓词等。大鼓以演唱者自击鼓板为特点，其他伴奏乐器还有三弦、二胡、琵琶等；曲调多来自各地的民间音乐。
北方的许多大鼓，多在当地民歌或集镇叫卖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早期鼓词多为长篇故事，如（三国志》、（杨家将》等，可连续说唱数十日。清中叶后，逐渐兴起了段儿书的形式，并大t减少了说的部分。而以唱为主。
2、弹词类
弹词是明清时期流行的说唱形式，后来流行区域逐渐缩小至江、浙一带。目前流行的弹词类说唱曲种有苏州弹词、扬州弹词、绍兴平湖调、四明南词以及广东的木鱼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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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词类曲种的伴奏以琵琶、三弦等弹拨乐器为主，由演唱者兼操。各种弹词曲种的曲调来像情况不尽相同，有艺人的创作，也有吸收民歌小调或南北曲曲牌及地方戏曲曲调的。弹词的音乐曲调性很强，搜长表现长篇故事，也有抒悄的开篇小段。
3、道情类道情又叫渔鼓道情，源出于唐代道士在道观内传道时所唱的经韵，后来吸收词调和曲牌，演变为在民间布道时唱的道歌。南宋时已有说、唱相间的讲述故事的道情。
在以后的发展中，流布于南方的道情多成为说唱曲种，流布在北方的道情则多发展为戏曲形式。目前流行的曲种有湖北渔鼓、湖南渔鼓、广西渔鼓、山东渔鼓、四种竹琴、河南坠子等。
4、牌子曲类
这是一种将许多曲牌联级起来讲唱故享的音乐形式，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例如宋代的诸宫调。牌子曲类曲种往往各自拥有众多曲牌，多者可达数百个。常用的曲牌一般有数十个。
艺人们将这些曲牌按表情功能分成几类，例如欢乐的、悲伤的、哀怨的、愤怒的、平静的、激动的、雄壮的等等。在表现故事情节或刻画人物心理活动时，曲牌的联级有一定的程式。该曲种有河南大调曲子、单弦牌子曲、四川清音、青海平弦、扬州清曲、广西文场、湖南丝弦等。
这些曲种所使用的曲牌，有许多是共同的，如［寄生草〕、〔马头调］、［剪靛花］、［登断桥〕、〔罗江怨」、［满江红］、〔太平年〕等。
某些共同的传统曲目还大都以手鼓为伴奏乐器。流行于北方的此类曲种多以三弦为主要伴奏乐器，流行于南方的则多以琵琶或二胡为主要伴奏乐器。
5、琴书类
琴书是因其主要伴奏乐器为扬琴而得名的说唱曲种，如山东琴书、徐州琴书、云南扬琴、贵州琴书等。除扬琴之外，有的还有加用筝、三弦、椰胡等弦乐器或打击乐器的。这类说唱音乐的风格比较抒情。
在少数民族的说唱形式中，音乐类型各有不同：蒙古族主要有好来宝。在蒙语中，好来宝的意思是申起来唱。其表演形式有四种：l、荡海好来宝。演唱人数不定，内容广泛；
2、乌勒格日好来宝。以问答形式咏唱历史故辜和典故；
3、代日拉查好来宝。为对歌形式，内容多带讽刺、幽默性质汤）胡尔仁好来宝。自拉胡琴自唱，内容以赞颂为主。好来宝的篇幅短则数十行，长则二人可对唱数日。艺人常根据演唱场合即兴编词。演唱时以木棍击节，或以四胡伴奏。好来宝有数十种曲调，演唱中很少变换曲调，往往是一个曲调反复唱完为止。
藏族有（格萨尔王传》说唱。这是一种以专门说唱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王传）而得名的说唱曲种。其说唱文体为98散韵结合，讲述故事用说白，故事中的人物对话或独白则用歌唱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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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曲艺以达斯坦为代表。达斯坦意为叙事长诗或史诗，是维吾尔族的弹唱曲种。由一至三人演唱，主唱者兼操热瓦普或独它尔、弹拨尔、萨它尔等乐器，助演者或持上述乐器伴奏，或持手鼓、石片等打击乐器击节，或不持乐器帮腔助唱。歌唱曲调为古老的木卡姆选段或其他民间音调，唱词散韵结合，具有叙事性和抒情性。
朝鲜族为判捎里。判捎里以唱为主，辅以说白和表演。演唱时，演员自己击鼓，伴奏乐器为伽耶琴或奚琴。唱腔为巫现歌和旧民歌的融合，曲调幽雅动听，唱法上有很大的难度。
白族的大本曲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传统的表演形式是二人分坐于高台上的桌子两旁，一人说唱，另一人弹三弦伴奏，并有手帕、折扇和醒木为道具。后来又有了对唱与合唱的形式。唱词有白语和汉语两种。
唱腔音乐有三腔九板十八调之说：三腔指南腔、北腔、海东腔三种不同的流派；九板指大本曲中几种具有不同表现功能的基本曲调，如〔平板］、〔高腔〕、〔大哭板〕、〔边板」等；十八调指基本曲调之外的杂曲，如（麻雀调）、（螃妞调）等。
傣族有赞哈。傣语称歌手为赞哈，该曲种也因此而得名。赞哈的演唱内容有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喜庆节日中的颂词、教谕等。演唱时或一人独唱，另一人以吹管乐器单伴奏；或二人盘膝而坐，执纸扇掩面对唱。还有一种即兴编词的对歌形式，听众席地而坐，听到精彩处，便发出水、水、水的欢呼声。
此外，其他少数民族说唱曲种还有赫哲族的依玛堪、壮族的末伦、布依族的布依弹唱、撒拉族的巴西古溜溜等。
说唱音乐一般分为板式变化体、曲牌联套体、单曲体和主擂体四种类型。
板式变化体以上下句结构为墓础，采用板式（即节奏、节拍）变化的手段来组织唱腔结构。在骨干音、落音基本不变的基础上，旋律因场合、情绪、唱词的不同而产生各种变化，同时在节奏节拍上亦有散板、4/4、3/4、2/4、1/4等形式的变化。这种结构，能够表现比较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和情感变化。
曲牌联套体由多种不同的唱腔组成。根据作品内容、情节的需要，选择不同的曲牌联缀演唱。在众多的曲调中，往往有一种或数种主导曲调，作为这一曲种的主调，用在唱段的头或尾，中间联级若干其他曲牌。
这些曲牌大部分原是各地的民歌小曲，吸收到说唱音乐中后，被斌予说唱化的风格，成为曲种中的专用曲牌。各个曲牌除曲调不同之外，在节奏、结构、风格上也各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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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曲体的唱段由一个基本曲调无限变化反复构成。这些曲调多来源于民歌小曲，且与民歌相比，变化不大，所以只适于演唱写景、抒情的短段。
主擂体是在板式变化体的基础上，加用其他腔调。如京韵大鼓中加进京剧的西皮、二黄腔，梅花大鼓中加进单弦曲牌。苏州弹词中加进苏南民歌小曲和昆曲曲牌，形成主曲插曲体的唱腔结构。由于擂曲的选用都是从唱段内容需要出发，因而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
说唱音乐素有南词北鼓的说法。南词指南方的弹词，北鼓即北方的大鼓，二者均由词话发展而来，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曲种。弹词长期在江南地区发展，艺术上日臻成熟。出现了许多演唱名家，在南方的说唱音乐中具有较大影响；
因语音接近的关系，鼓词主要传播于北方，且发展得相当兴盛，形成了数十个曲种，成为北方说唱音乐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曲类。而在南词北鼓的数十个曲种中，又以江南的苏州弹词和北方的京韵大鼓为艺术发展最成熟、流派最丰富的代表。
苏州弹词产生于明代中叶的苏州地区，到清代乾隆年间出现了名家王周士，嘉庆、道光以来又先后出现了陈遇乾、俞秀山、马如飞等名家，形成三大流派。王周士是苏州弹词兴起时的代表人物。
他以说唱（游龙传）、（白蛇传）着名，因曾为乾隆皇帝表演而受到同业拥护，并在苏州倡导成立了同业组织光裕社。他在艺术理论方面也颇有造诣，他的着作《书品》、《书忌》对后世弹词艺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而在后来的三大流派中，陈调苍劲浑厚，宜于表现悲壮慷慨之情；俞调速度徐缓，旋律曲折激越、流畅委婉，有三回九转之说；马调质朴爽利，韵味浓厚，吟诵性强，尤其搜长于叙事。
在这三大流派的墓础上，苏州弹词的流派不断发展，以后又出现了蒋（月泉）调、丽（徐丽山）调等着名流派。
京韵大鼓由河北省沧州、河间一带流行的木板大鼓发展而来，形成于天津、北京两地，流传于河北省和华北地区。清代末年，出现了刘宝全、张筱轩、白云鹏三位演唱名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流派。
张筱轩的演唱京音纯正，气脉贯通；白云鹏的演唱唱腔柔美，朴家自然；而刘宝全，对京韵大鼓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被誉为鼓界大王，成为京韵大鼓中最主要的艺术流派。
1930年以后，京韵大鼓界又出现了白凤鸣和骆玉璧两位演唱名家。二人早年都宗法刘宝全的唱腔，后来他们根据各自的嗓音条件，综合借鉴其他各派所长，创造出了以苍凉悲壮的凡字腔见长的少白派和音域宽广、抒情色彩浓厚的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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