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年说狗 漫谈中国古代的狗

　　随着人们进入2018农历戊戌狗年，“狗年说狗”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狗被称为“人类最忠实的好朋友”，自古以来与人类生活关系紧密，确实值得一谈，那么就让民族文化为你说一说中国古代的狗。

　　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狗的存在和进化都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我国，作为十二生肖中的一员，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始终有着很高的地位。这一点从中国不断出土的考古发现中可见一斑。

　　人类自创造文字伊始，就有了关于狗的记载。《殷墟文字类编》中有狗的象形文字，《易》中有代表狗的符号，《诗经》有“无感我悦兮，无使龙也吠”的诗句。这里的“龙”指的就是狗。

　　古籍中狗的别名很多，狗高四尺则谓“獒”，体大者曰“猗”，善捕猎、看田者曰“良犬”，良犬有鸟龙、韩卢、殷虞、茹黄、郁林、地羊、白龙沙等名称。《周礼》称养狗的人为“犬人”。

　　汉代始设训营狗官职叫“狗监”。汉武帝甚至为狗建了“犬台宫”。《三辅黄图》载：“犬台宫，在上林苑中，去长安西二十八里”，在“犬台宫”外又建筑了“走狗观”。汉灵帝更是爱狗爱得发狂，史称他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缓”，“王之左右皆狗而冠”。给狗戴冠系缓，使狗成名副其实。

　　古代盛行用狗祭祀和丧葬的风俗。《礼记·曲礼下》云：“凡祭宗庙之礼，犬曰‘羹献’。”《说文》：“献，宗庙犬名羹献，犬肥者以献。”段玉裁案：“羹之言良也；献本祭祀奉犬牲之称。”可能古人认为狗肉做的羹很美，便奉以祭祀神灵或祖先。

　　夏代的二里头遗址，唯一的大墓发现一个用漆朱木匣装的完整的狗骨架。另外，甘肃玉门的夏代火烧沟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也有狗。商代的家畜，除了食用及其他用途之外，大量的被用于祭祀或丧葬，狗也不例外。商代的祭祀遗址中狗骨发现较多。商代的墓葬，在腰坑中殉狗相当普遍。

　　西周早期的中型墓中，有的将整腿牲肉或整个牛头、狗头等放在一起，表明人们将牛、狗等肉食动物献给死去的亲友。在洛阳的东周王城内发现的“天子六驾”，每一车厢内都有一具完整的狗骨架。

　　秦国在春秋时期就有在四方城门杀狗御灾的风习。汉代乃至以后仍盛行此俗，民间喜杀白犬祭祖。《风俗通》卷八说：“杀狗碟邑四门，以御蛊灾。今人杀白犬，以血题门户，曰正月白犬血，辟除不详”。《四民月令》载：当时的宗族十一月便要“买白犬养之，以供祖祢”，正月则“收白犬骨及肝血”。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家犬的遗骨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期约公元前7500至前5000年，并且主要发现于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发现狗骨的遗址主要有：河南舞阳贾湖、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等。这表明家狗的饲养在中原地区已得到发展，但用狗殉葬的现象似乎才刚刚开始。完整的狗骨架随葬仅见于贾湖墓地，用狗骨随葬的墓也只有贾湖的M341，且只发现有一小块狗骨。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5000至前3000年，大多数仰韶文化的遗址几乎无一例外都有家犬的遗骸出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从北方到西方，都发现有狗的遗骨。

　　这些遗址包括黄河流域的西安半坡遗址、大河村遗址、大汶口文化等遗址；西北的马家窑、马厂和齐家文化的遗址；东北的新开流、富河文化的遗址；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马家浜、崧泽遗址。在这一时期，狗的饲养普遍，不仅表现在发现狗遗骨的遗址分布的地域更加广阔，也表现在狗遗骸数量的增加。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无论在遗址的居住或墓葬区，狗骨的数量都相当少，而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狗骨在以上的遗址则有较多的发现。墓葬区发现的完整狗骨的数量的变化便能证实这一点。

　　新石器时代中期，在贾湖发掘的600座墓中，仅有6具完整的狗骨葬在墓地或其边缘。而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文化面貌和年代与贾湖最接近的淅川下王岗遗址，属仰韶文化一期的123座墓中，就有6只狗殉葬，其中M285有2条狗随葬。在山东邳县大墩子遗址的342座墓中有14条狗随葬，其中M400随葬3只。

　　有意思的是，就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不同阶段，狗的数量，也有增多的趋势。仍以资料详细的贾湖为例。在贾湖发现的11具完整的狗骨架中，属裴李岗文化第一期的是1具，属该文化第二期的是2具，而属第三期的则是8具。

　　另外值得提出的是属该时期的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下层出土的狗形04267：1，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山东大墩子遗址的M213、M313各随葬一狗模型，这大概是最早用狗随葬的现象。大量的墓葬发现完整的狗骨乃至狗模型，表明狗牲的现象相当普遍。同时，这似乎也暗示了狗与人的关系的更加亲近。

　　既然如此，那么狗的功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否也有所变化呢﹖从狗随葬的位置变化中，我们也许能够发现一些有趣的线索。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用整狗随葬的现象主要见于贾湖。在贾湖报告中，举发现的完整的狗有11只，这些狗都葬在房址中、房基旁，或葬在墓地中及边缘地带。这种现象，在民族志也可见类似的材料。

　　如哈尼族认为狗是管理村寨的，所以常用狗作为保卫村寨的牺牲葬于村寨边缘或村寨中。以此反推之，贾湖遗址所殉葬的完整的狗的主要的功用也是护卫村寨，或护卫象征村庄的墓地。

　　但在贾湖的大量的随葬工具的墓葬中，却没有发现完整的狗骨架。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狗的主要是看守门户的“卫士”，而与狩猎的联系则不很密切，很可能还没有用于狩猎。

　　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刘林遗址属大汶口文化的197座墓中，就有八座墓随葬犬8只，“随葬的狗架都侧卧在架的腿部之上头与人架相一致”。在其中的M25中，随葬品有石头、匕首等，其墓主很可能是一个猎人。

　　最有特点的是下王岗属仰韶文化一期的M285，该墓随葬的工具只有石镞，一狗架在墓主左上侧，一狗架在墓主右脚旁和人头方向一致，似乎表现出一个猎人狩猎的景象。

　　以上迹象，使我们很难排除狗在这一时期用于狩猎的可能，至少是与狩猎有关的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狗很可能已具有了在历史时期所具的全部功用，不仅是人们守门看家的“卫士”，也是人们狩猎的“助手”。

　　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约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狗的饲养和殉狗的现象更为常见。在该时期的边远地区，福建的昙石山遗址和云南的大墩子遗址都有家犬的遗骨出土。在胶县三里河的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用狗祭祀的遗迹。甚至在渤海海峡上的大口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发现用整狗的祭祀坑。

　　综上所述，我国家狗的饲养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开始，殉狗的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但发现的狗个体较大，功用也很简单，似乎还处在初始发展的阶段。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狗的饲养范围遍及我国大部分地区，狗牲的现象相当普遍，狗的功用也比较复杂，这些标志着狗的饲养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而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狗的饲养几乎遍布全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